【风云】刘纪鹏:法制红利如何释放


没有法治就没有公平

 

上海观察:你研究资本市场多年,此次四中全会重点强调依法治国,这与资本市场之间有怎样的相关性?

 

刘纪鹏: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为什么一直起不来?现在从表面上,大家看到的仅仅是资金的问题、上市企业IPO压力大、经济预期等等。但这些问题其实都站不住脚,中国经济的预期再不好也比美国强多了,可美国股市在危机中怎么还能起来?最根本、最真实的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法治还不够完善。如果公平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是美国的两倍,再怎么阻止企业上市也没有用。这是最根本的症结所在。

 

上海观察:资本市场法治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纪鹏:主要体现在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前者是法律跟不上形势,没有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立法,后者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在资本市场在很多环节都存在漏洞,比如发行上市过程中一股独大、分配不公的问题。大股东能以几毛钱、一块钱每股的价格持有股票,而股票的发行价格可能是30多元。很多大股东因此一夜暴富,但从始至终都没有给企业提供过什么回报。刚刚过去的9月份,股市刚起来一点,他们又减持了300多亿。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发行环节和上市制度环节缺乏公平的法律手段。

 

上海观察:您参与过《证券法》、《国有资产法》、《期货交易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您怎么评价中国资本市场的法治情况?

 

刘纪鹏:我参与起草的大部分法律都出台了,但现在都面临修改的问题,这个过程必须要加快。再有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监管、界定问题,比如私募证券中的阳光私募到底合不合法?现在都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置。

 

堵住治市盲点

 

上海观察:现有法律条款在执行中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刘纪鹏:首先是有法不依。比如在企业上市、退市各个环节的监管上,到处都是人情账,人情关难过。这几年我们处罚过几个保荐人?但上市公司的问题少吗?很多企业就知道圈钱,但退市才退了几个?我们一是没有退市的法律制度,二是有这样的制度也不执行。导致“乌鸡变凤凰”,庄股横行,高抛低吸……这都是资本市场重要环节法律缺失的表现,也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现在的行动处罚和法律处罚衔接不上。尽管在公安部经侦局中设了证券犯罪侦查局,但在衔接上仍然有缺陷,属于刑事犯罪的处理了,属于民事犯罪的呢?比如早年的银广夏造假案,大股东有一定的内幕交易行为,而法律上对证券犯罪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和分工,导致证监会和法院经常协调不好。对于高管和大股东的诈欺行为,犯罪主体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如果是个人,究竟是高管还是大股东?这些环节都缺乏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

 

如果不处罚这些个别的人,而是让上市公司给股民赔偿,或者说虽然处罚了个人,但赔偿的时候个人没钱就让上市公司来赔偿,其中也有法律问题。因为中小股东也是上市公司的主人,钱本来就是他们的,这等于是割自己的手指头吃,自己赔自己,应该让具体犯罪的人拿出钱来。这些问题在执法上都需要调整,法律的盲点需要在依法治市中一一落实。

 

简政放权,给企业松绑

 

上海观察:四中全会决议中提到了简政放权,对资本市场的好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纪鹏:我认为发改委、证监会等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是向改革要红利的核心问题,这些举措一定能大量地释放红利。市场经济和改革红利绝不是审批批出来的,而是市场化运行的结果。现在的证监会和交易所之间就像个死循环,各个交易所都由证监会监管和出资,人财物什么都不分,各个行业协会、自律组织也都成了证监会的派出机构,根本没有一个隔断墙,不同的声音反映不上来,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平衡机制没有形成。

 

证监会的简政放权,一是跟交易所之间,要继续把审批、核准这样的功能下放到交易所去;二是跟各个行业协会、自律组织之间,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权力能放到协会的尽量往协会放,自律组织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自己解决,让这些机构发挥重大作用。

 

上海观察:对于企业来说,强调依法治国会带来哪些好处?

 

刘纪鹏:中国走向全球化是必然的,目前外汇储备的大形势也决定了中国下一步处于国际化的进程中。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引进资本为主,那么未来30年就是以输出资本、企业走出去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给我们的企业灌输法制概念,懂法、守法,才能和西方企业竞争。此外,简政放权、依法办事能够充分激发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在经济转型期,创新就是企业最大的红利。总之,用法治给企业松绑,企业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上海观察:法治能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吗?

 

刘纪鹏: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转变发展模式。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比如煤炭、水泥、钢铁,这就是中国经济过去发展过程中没有规范化制度,不计代价、规模过大导致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用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要速度不要质量的办法发展经济,而应该采取理性的、法治化的思维。过去中国经济都是靠投资拉动,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经济结构会逐步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企业也会向以互联网金融服务为主的高端产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新业态会逐渐形成,经济结构实现调整,最终从投资拉动转成消费拉动。

 

向法治要红利

 

上海观察: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下,外媒认为,随着反腐等走向深入,中国将进入法治红利时代,并给经济带来新一轮长期增长,你同意吗?

 

刘纪鹏:从长远看是对的。通过落实依法治国,我们要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解决中国的制度缺失和腐败问题。最终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不仅仅是在反腐上释放红利、让贪官们把钱拿出来,更重要的是,法治形成后,中国将在公平和效率上获得巨大红利。

 

现在限制“三公”消费,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就是“偏方治大病”,能很大程度上调动社会积极性。再如房地产,现在价格下行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采用了法律手段,对不动产进行登记制度,还要对房地产持有人进行公示制度。哪个贪官不怕登记和公示?阳光就是最好的反腐剂。如果依法治国的改革能够充分落实,良好的法治制衡机制得以形成,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所以从长远看,中国一定是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释放改革红利。

 

上海观察:你刚才说的是从长远看,那么从近期看呢?

 

刘纪鹏:从近期看,反腐让短期消费、“三公”消费受到遏制,因此有人说反腐带来了经济下滑,尤其是旅游、食品、烟酒等领域,或者说,凡是“三公”消费的领域现在都不景气。但我觉得这本账必须算过来,不公平的增长,会导致人民对国家、制度的不满,也隐藏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今天的中国应该从长计议,奠定更好的发展基础。

 

上海观察:法治红利对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会产生哪些影响?

 

刘纪鹏:买得起汽车、房子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健康、教育、文化领域,逐步在人们富裕之后,针对其特点完成在消费领域的扩张。这就要靠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战略规划,也要靠我们敢于舍弃传统的浪费资源、能源和低劳动力成本的产业模式,而向高端的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变,最终实实在在地依靠制度的完善实现经济发展。

 

此外,法治对市场业态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比如,只要简化护照、签证等行政审批手续,出国旅游的业态就可以很快形成;只要打破医疗垄断,民营医院和看护产业就能蓬勃发展;如果给教育培训机构更多的税收优惠,必然促进教育消费的增长……我们要不断地在新产业领域里探寻新的消费方式,而不是守着过去的运营环境和商业模式,在吃、穿、家用电器等领域走不出来。依法治国的红利最终会让地方更多地发展新兴产业,为本地区带来更多的税收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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