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构建的“三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什么方向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路径,其正确性缘于对中国当下文化有机构成及其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文化工作者应该学懂、弄通、做实。

 

马克思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上创造。文化构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在空白中进行,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文化基础。报告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三来”关系,应该说,这一关系模式是立足于现实文化事实的,最能支持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从文化构成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文化事实,其内涵包括了当下文化的时空要素,即空间上的中外文化之综合,时间上的历史传统与未来诉求之综合,也就是本来、外来、未来三大基本要素及其内在展开。必须深入认识。

 

“吸收外来”

 

要学懂、弄通“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之关系,不能按照字面顺序展开,而是首先要弄清楚吸收外来(外国文化)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其历史的绵延性本身就证明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在运行至十九世纪中期这个时间段时,“吸收外来”突然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无可回避。这就是鸦片战争给中国留下的文化命题。

 

因为自己的传统异常久远,以及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认识很不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说: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还顽固认为在中国文明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就有文章说中国人“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当西方的先进器物来到眼前时,还顽固自满。活跃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宣南诗社,有社员管同其人,认为运到中国的洋货都是必“奇巧无用之物”,只会蛊惑人心。他坚守中国器物之优越性立场,“其在圣王宜何如?天下之物取其适用而已矣。洋有羽毛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衣也;洋有刀镜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器也。仪器钟表,彼所制诚精于吾,而为睽日观星者所必取矣,然而舜在璇玑、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时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则吾与洋货何所赖而不可绝也?”连西方器物之优点也不承认,遑论制度与观念了。

 

但是,人们需要面对的最大的事实不是守旧者的心态,而是中国不断被战败,而战败之首要原因,当然在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之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缺乏认识,甚至试图逃避抵制,这使得中国固守着自己的传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习近平由此而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如此,“吸收外来”便逐渐成为共识。甲午战败以后,有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整个过程时就提出,“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即学习西方的做法。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客观上是按照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吸收外来”最后落实为学习外来文化,首先是西方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批判和清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内容,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创新内涵,高张了科学、民主旗帜。可知,现代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是“吸收外来”,而不是“不忘本来”。

 

这个逻辑起点再往前走一步,便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嵌入。毛泽东在1945年描述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到1917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这样,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

 

到1949年,毛泽东将这个意思浓缩为: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

 

这样,现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吸收外来”,而且还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的特殊意义上“吸收外来”。

 

“不忘本来”

 

就在“吸收外来”导致中国命运发生转折时,颇有戏剧性的是,“不忘本来”的问题却又浮出水面,而且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嵌入上。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一个倾向往往掩盖另一个倾向。当学习外来文化成为合理性的选择时,“本来文化”不只是被忘记和忽略,而且还会遭受抛弃,新文化运动的很多领军人物都有此一倾向。陈独秀就曾经激进地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最偏颇者当然数胡适,他断言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自然只剩下死心塌地学习西方一途。

 

抛弃本来、崇尚外来的倾向不只是对一般的西方是如此,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中共内部的教条主义即是。194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到当时为止的二十四年间党的经验教训,重点分析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其思想上的原因是,“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这里直接讲的是政治路线问题,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最初是一个文化理念问题,是一个要不要“不忘本来”的问题。

 

1938年1月,梁漱溟先生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交谈。梁氏认为,中共革命的致命问题是发生于外部,而非内部。他认为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只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梁氏所言,对整个中共的革命而言是不妥的,但对教条主义而言,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毛泽东最早意识到问题之存在。毛泽东在教条主义的教训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的方案。

 

正确的解决办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毛泽东所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还在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中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划时代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不但正确地成为“吸收外来”的伟大成果,而且还引发了中国人将“不忘本来”的问题重新提上文化议事日程,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面向未来”

 

当“吸收外来”与“不忘本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时,新的文化问题又发生,“面向未来”作为文化价值观提了出来。

 

本来,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符合文化自身的历史规律,也有利于抵制“全盘西化”和“去中国化”倾向。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度解读:有的网络媒体制造标题党效应,将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曲解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有的学者对“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进行清算,认为只能全面继承,不能有任何批判;有的产生妄念,以为可以回复到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将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有所谓“女德班”的存在,向生活中失意的女性灌输陈腐过时的封建道德,反对婚姻恋爱自由,反对女性展现个性,鼓吹 “从一而终”等等。

 

对此,唯坚持“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才可以应对之,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恰恰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积累,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的结果,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的文化,而不是回归传统、复古守旧的文化。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早在上世纪初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现代文化史”的“开端”,它“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恩格斯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意就是新的开始。

 

事实上,人们在读到《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时,如说法国和英国的贵族“装模作样,……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其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非常强烈。面对资本主义时期的弊端,马克思主义不会像消极浪漫主义那样“回到中世纪”,而是面向共产主义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也是坚守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回归传统,因为正是未来中国社会的需要,才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适合于中国的需要。按毛泽东的说法:在中国,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经过对旧文化的冲击,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当然是面向未来的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的文化。

 

如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和领悟十九大报告所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此中,文化之本来、外来、未来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不应有任何误读和误导,唯此,中华文化的新辉煌是一定的。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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